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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鹰眼荷鲁斯
本文是作者结合在南疆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对伊斯兰世界的家庭伦理的观察，主要偏重于东部伊斯兰世界，即游牧民与伊斯兰教深度结合的部分，可以澄清一些误解，并探讨问题的真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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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位朋友问为什么穆斯林不杀女婴，借着那个话题，我想聊聊伊斯兰社会——以西域维吾尔社会为例——它的男女关系是什么样的，传统的观念又是怎么形成的。
不引经据典，也不做学术考据。我只想聊聊自己亲眼所见的东西，结合我在西域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来写。
教义与游牧生活的影响
先从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穆斯林不溺女婴？
我怀着这个假设去问我的爱人。她的回答简单直接：“婴儿是上帝的礼物，怎么能杀呢？”
后来我又问了回民朋友，问了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的人。所有人的反应都一样——不是去翻书，不是去查教法，而是一个下意识的、几乎是本能式的回答：“孩子是安拉给的，不论男女，都是恩典。”
这个反应让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对于真正的信众，或者对于一个浸润在穆斯林文化中长大的人来说，“不溺女婴”根本不是一条需要背诵的教规，而是一种刻进骨子里的生命观。
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不是可以随意处置的东西——人是上帝的造物，生命是上帝赋予的，你无权因为贫穷、因为面子、因为任何理由去剥夺它。
这一点，其实和基督教是一样的。天启宗教共享同一个源头：生命神圣。
在南疆农村，人们见面问候时常说一句话：“你们家里的几条命（jiang）都还好吗？”这里的“jiang”，人和命是直接划等号的。这种语言习惯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在你开口问候的那一刻，你就在承认：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条命。
现在大家都在用AI，我也在用。但AI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没活过。
它可以给你背出《古兰经》哪一章哪一节谴责杀女婴，可以给你列出教法学家们的各种解释，甚至可以做个表格对比伊斯兰文明和汉族文明的重男轻女有什么区别。
但它永远不知道一个南疆农村妇女听到“杀女婴”这三个字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它不知道那种下意识的、脱口而出的“那是上帝的礼物啊”意味着什么。它不知道，在南疆的牧区，一个老人会对着自己的毛驴说话：“朋友啊，今年没赚到钱，先委屈你吃普通料，等明年钱多多地赚了，给你吃好的苜蓿。”
这些事，文献里不写，数据库里没有。但正是这些事，构成了真实的生活。
这一片的居民都很喜欢小动物，把动物当成人一样对等的生灵，这一点，在西域、在中亚、在哈萨克草原、在伊犁河谷，其实是一致的。
举个例子。在牧区，如果汽车撞死了羊，或者撞伤了马，牧人会怎么做？他会先跳下马，给这个垂死的生命念一段经文，为它超度，然后迅速一刀结果它的性命，减少它的痛苦。在他们的观念里，这是一个人应该做的事。动物和人一样，都是造物，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很多人不懂“清真宰牲”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核心就是那一刀下去之前，要念一句经文。经文的大致意思是：“你受苦了。”然后一刀毙命，尽量减少痛苦。
这背后当然有宗教的来源——《古兰经》确实规定了这些。但我觉得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那就是游牧人的世界观：
这片土地上的人，祖祖辈辈都是游牧出身。吐火罗人、塞人、突厥人、回鹘人乃至后来的蒙古人，都是和马、牛、羊、骆驼一起活过来的。对他们来说，动物不是“资源”，不是“肉食来源”，而是伙伴。
在苍茫的天地中，人和动物是合作的关系。
马是战士，给你腿力，给你机动。
牛是劳力，帮你负重，帮你耕地。
羊提供奶，提供乳制品，提供肉。
骆驼能穿越沙漠，带你走出绝境。
狗是帮手，帮你守夜，帮你牧羊。
虽然最后还是弱肉强食，但在这个过程里，人和动物之间有一种朴素的共生关系，有一种拟人化的情感连接。很多农牧民会对着自己的牲口说话，用商量、用感叹、用朋友之间的语气。这种习惯，不是在经书里学的，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当然，如果回到经文本身，《古兰经》其实说得非常清楚。
有一段经文是这样写的：“当被活埋的女婴被询问的时候：‘你为什么罪过而遭杀害呢？’”（81:8-9）——这是以末日审判时安拉亲自质问凶手的方式，来谴责杀婴的罪行。力度之大，可想而知。
还有一段说：“你们不要因为害怕贫穷而杀害自己的儿女，我供给他们和你们。杀害他们确是大罪。”（17:31）——这句话直接把“因为贫穷杀孩子”定义为大罪。安拉说得很明白：给养是我给的，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十几二十乃至三十年前，很多内地到西域去打工的四川、河南、湖北等地的农民工夫妻，在那边没有带保护措施，生了小孩，把孩子放在维吾尔族家门口。这些小孩无一例外，所有人都被收养了，都被以维吾尔人的方式养大，都起了维吾尔族的名字，身份证户籍也写的是维吾尔族。
这样的人，在今天的喀什、和田地区大有人在。虽然是汉族面孔，但是一开口全部是标准的维吾尔语，笔者还见过好几个这样的人。
绿洲的男女关系逻辑
在这种文化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被界定的？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自然环境，先天的和阿拉伯半岛具有相似性，中央是大沙漠，适合生活的区域位于半岛和盆地的四周，也是这些地区，和附近的其他的文明邻居，有贸易，有战争。
在伊斯兰教兴起传入到这个地方之后，以喀喇汗王朝进攻西域开始，到吐鲁番、哈密被绿化持续数百年的宗教战争和和平演变，实际上有内在逻辑。
因为在这个地方，世俗王权想跨越沙漠的阻隔，把所有绿洲稳定统合起来很难。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跨越绿洲的认同只有宗教，以前是佛教，现在是伊斯兰教。
部落的逻辑：对内是道德，对外是丛林。
在我观察的南疆传统社会中，存在一个显著的特征：外力很难深入到阿訇和巴依以下的层级。 国家、法律、甚至抽象的“民族”概念，在很多时候抵不过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部落”或“大家族”。
在这个结构里，真正的秩序单元是血缘和地缘结成的小共同体。道德、信任、互助，全都止步于此。这种“部落逻辑”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内与对外的双重标准：兄弟之间有孝悌，家人之间有互助。哪一家死了人，其他家必须尽其所能地帮忙。这是一种朴素的、带有强制性的血缘契约。
所以这些人就算进了城，也类似于定居的部落。
但是对异教徒和外来者，这套温情脉脉的逻辑便不再适用。甚至仅仅是其他部落或其他城镇的人，规则就变成了丛林法则。
时间早个十几二十年，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的年代，手工艺品商店里，对内地的游客开出“离谱的天价”，对外地人也毫不手软。如果有本地导游好心帮汉族游客讲价，还价人还没出店，老板就会用维吾尔语骂那个“吃里扒外”的帮忙者。
这本质上，和游牧民族是一样的：道德只对自己人讲，对部落之外的人，坑蒙拐骗、不讲底线，都不会有任何负罪感。在这个逻辑里，和田人到喀什做生意被当地部门刁难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模式的延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这里的“族”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而是那个小小的、具体的部落或地域共同体。
理解了“部落逻辑”，男女关系本质上也属于部落逻辑的一部分。
在部落时代，生存是第一要义。战争与掠夺是常态，生产与防御是日常。战争时代丈夫出去征战，女性是后方的守护者；和平时代丈夫扛着坎土曼去耕地，或者带着车去巴扎做买卖，女性则需要把家——这个部落最小的单元——管理好。
喀什地区一个很讲究的庭院，这个庭院对外的窗户口很小，但是里面是一个有葡萄藤的花园中庭，很符合波斯文化传统。
在部落中，由于女人的首要工作是后勤和带娃所以他们的结婚年龄很早，经常是22-25岁（如果不是去东部或者海外读书），如果很长时间不结婚，会被人认为是不检点、有问题所以男人不要。
女性缺乏战斗力，这是生理决定的，也是社会分工的起点。因此，保护女性、管束女性、确保“后院”的安全与血统的纯正，就成了男性无可推卸的责任。
而当伊斯兰教传入中亚河中地区及西域时，它本身带有的那种刚性的男女分工观念，与当地已经存在的部落生存需求高度契合。两者一拍即合，将原本可能只是“习俗”层面的男女之别，发展成了一套刚性的、带有神圣色彩的“男女分职”体系。
随着伊斯兰教对佛教等其他宗教的排斥和打压，男性对女性的管束，也因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鲜艳色彩下的身份符号：
辫子、花帽和彩绘大门
南疆传统社会还有一套复杂的“身体符号系统”，可以帮助人一眼就能判断出一个女性的社会状态，从而规范所有人的行为，避免越界。
最直观的例子是又黑又长的辫子。未婚少女梳着很多根细辫子，通常是9到40多根不等。这是青春与“待字闺中”的标志；妇女婚后，要改梳两根很粗的大辫子，南疆有些地方流程更复杂，会先梳成4条——头顶缠两条，脑后放两条——再合并为两大辫。这代表着“我已有所属”；如果女性失去了丈夫，或者离异，她要把两根大辫子合并成一根辫子。这是向外界无声地宣告：我现在的状态发生了变化。
《花儿与少年》丝路季中迪丽热巴的造型就有未婚的意思
后面的老奶奶的紫红色帽子就是老妇人的意思；前面年长的爷爷戴绿帽子，表示地位高和受尊敬
另一个区分指标是花帽：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佩戴的花帽各不相同。老年女性多佩戴紫红色花帽，有的上面还有黄金片，象征生活富足身份高贵；伊犁的花帽镶满银线与亮片，带着塔塔尔族的韵味。花帽是佩戴者的“名片”，诉说着她的来历和人生阶段。
在待人接客方面，在南疆莎车、喀什、和田的许多老宅门口，安装着两个不同的门环。男客敲的门环与女客敲的门环，发出的声音不一样。屋内的人一听，便知来客是男是女。随之而来的是一套严格的接待礼仪：
若来的是男性，只能由男性出门迎接；
若来的是女性，而家中男主人不在，女主人可以出面应接；
若家中只有女性，而来访者是男性，女性则根本不应应答；
外人敲门三次，如果男主人愿意应答，那么就会开门。如果敲门3次之后没有人应答，那么就说明：
第一：男主人不在家。
第二，男主人在家，但是不愿意接待拜访者，就会识趣的离开。
图中左边的大门上就有两个不同的门环，一个是普通的，一个上面有锁孔形的铁环，一个是 男性敲门用的，一个是女用的。街道上窗户开窗的位置很高
这是一个铜匠前店后院的住宅，进入后面庭院的大门开的小而低矮
传统的维吾尔族庭院，对外的窗户开的位置比较高，而且有很多遮挡
除了大门还有宅院和窗户，传统民居的房屋开窗小而高，固然有防风沙的实用功能，但它同时具备另一种社会性功能——防止外面的男性偷窥屋内的女性。女性的身体，属于私密空间，不应被家族外的男性目光触及。
一个更生动具体的例子是农村旱厕。女性如厕时，她的父亲、爷爷、兄弟需要在门外把守，防止任何人接近或偷窥。这不是夸张，而是“维护家族女性名誉与贞洁”这一义务，因为身体是归属于丈夫的，观看、欣赏、使用的权利，只属于那个合法的男性。反过来如果被人看了或者被性骚扰可能很难出嫁，这套话语里比起男性背负paxiwazi（老嫖虫，或者花心男）或者sapasizi（没有素质），女性污名化的压力更难承受。
部落逻辑的另一面，是权利与义务的两面一体：你要求她守在家里，那就要扛起所有的生存压力，古代是在外面厮杀、劳作，现在是赚钱。
也就是说，男性拥有对女性的“神对人”般的权威，但他必须为要对女性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全权包圆，包括维护女性的名誉和性贞操，哪怕战死都在所不惜。
第一次英阿战争的时候，英国人对阿富汗女性特别是贵族女性的调戏，觉得可以像在印度那样，随意找到专门陪睡的妓女发泄。他们对阿富汗贵族绅士提出，让贵族战士的老婆陪睡，并愿意为之支付天价奖励，这样的骚操作转化为阿富汗人的怒火和暴打，英国人在这方面的轻佻其实是助长了阿富汗人的暴怒的。
巴扎上的男摊主。现在巴扎上开始有一些女性看摊点了，因为经济压力大了，男人一个人打不住
因此，女性上街做小生意买卖，在前现代的南疆的潜台词是：
她是孀居；
她是离异；
这个家的男人没本事（残废了、久出不归），必须靠女人当家，这样就会招来流言蜚语和骚扰。
这三条，无论哪一条，对于传统男性而言，都是一种社会性降级。
还有一个很流行的案例：迪丽热巴在公共场合多次捂胸口，被有人指责矫揉造作，其实并不是，一方面是防狗仔恶意偷拍，另一方面是基于本民族的传统，把胸放在胸口上，向人微微的向前鞠躬，还说一句萨拉姆阿里库姆。这是对别人致意感谢，也是对别人表示尊重（她穿常服的时候也下意识捂胸口）。
更重要的是，在公众场合，穿低胸晚礼服袒露胸部、暴露隐私给丈夫之外的人看，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所以，这一点和克孜尔石窟中反映出来的佛教龟兹是完全不一样，乃至截然相反的。那个年代的宗教舞蹈服饰更多的受印欧文明（古印度，犍陀罗希腊）影响，对于人体艺术并不排斥甚至是推崇的。
讲了这些具体的案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传统观念里，让女性抛头露面去唱歌跳舞，会被默认为“有损家门”、“伤风败俗”，有的时候还会招来“弹琴的手会断、跳舞是在模仿撒旦、跳舞了生不了孩子”之类的保守观念的恶意中伤。因为那意味着将本应“私有”的身体，暴露在了公众的、异性的目光之下。
当然，时代也在变化，任何案例也有例外，比如有一些从上个世纪开始活跃的维吾尔族女演员现在这条脉络到了迪丽热巴、古力娜扎这里，除了个人的努力与天赋，背后有一定的政治助推作用在里头。她们被赋予了“符号”的意义，成为维吾尔族在公共话语中的代表。
然而，除非是成为顶流明星，或者是编制内的艺术家。在传统观念里，即便是知识分子家庭，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从事演艺工作，依然是主流心态。
扶弟魔和彩礼问题
除了这些，原文中还提到了彩礼和扶弟魔问题。
基于对西域地区多年的观察，以及查阅过的一些卷宗，西域的彩礼不高，不起纠纷，也没有成为“扶弟”的工具。相反，它遵循着部落荣誉观念的约束。
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事实：整个西域地区的彩礼并不高，南疆西部的喀什地区大致是10左右，条件更好的会多给，此外会准备大量黄金，或者说彩礼中有一部分是黄金（事实证明这是很有道理的投资办法）。
大部分买卖的黄金都是纯金，比较少有金包银或者是镀金的情况。
之所以买黄金，应该是受到古代斯基泰人、突厥人喜欢黄金的影响。斯基太人崇拜太阳神，黄金的颜色就是太阳的颜色。对于游牧民而言，在草原上大规模迁长时间迁徙，需要用体积小但是却很贵重的物品来保值，黄金完美承担了这一职能。
现在，黄金承担着很多的职能，有一部分就是应急钱，在钱不够用、遇到大额开销的时候，就会把黄金给卖掉。如果是不急用的话，他们会定期以旧换新，用旧的金首饰去换新的金首饰，定期换款式黄金。
整体彩礼低，而且喜欢高保值的黄金，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收入水平决定了彩礼的上限。 西域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有限，彩礼被框定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它不是攀比的筹码，不是倾家荡产的负担，而是一种量力而行。
这一点，在我查阅过的案卷卷宗中也得到了印证。西域地区的法院案卷里，基本上没有因为天价彩礼起纠纷的案件。 这与内地某些地区因彩礼引发的恶性案件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并不是说西域完全没有彩礼纠纷——乌鲁木齐市两级法院近三年确实受理了逐渐增多的彩礼纠纷案件，新源县法院也曾审结一起彩礼达20万元的返还案，该金额约为当地人均收入的5倍，被认定为“过高彩礼”。但整体来看，这类案件在西域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仍然较低，且多集中于城市或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
把时间轴拉长，更能看清这种“低彩礼”的历史底色。
19世纪中后期，当英国探险家罗伯特·肖和他的外甥荣赫鹏等人进入南疆时，他们记录下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社会观察。
根据他们的记载，当时南疆莎车、喀什等地的婚姻状况，在他们看来简直是“混乱不堪”——一个人一辈子可能结婚20到30次。这种高频次的婚姻变动，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近乎“群婚”的状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背后的经济解释很简单：结婚成本太低。
当时底层穷人的结婚成本，不过是精美的布匹，加上一些茶、馕之类的日常物品。既然进入和退出一段婚姻的经济门槛如此之低，婚姻的稳定性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这与今天某些地区动辄数十万彩礼、因婚致贫的现象，完全是两个世界。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一个观点：彩礼的高低，本质上是经济水平的影子。在普遍贫困的年代和地区，彩礼不可能高到哪里去。
那么，在西域地区，是否存在女性向男方索要高额彩礼、然后用这笔钱去接济弟弟结婚的“伏地魔”现象？
根据我的了解，这种事情在新疆大部分地区是不存在的。要在整个中国西部查找，似乎只在青海等个别极端贫苦地区出现过，而且青海民宗委和妇联已经介入要求整改。
为什么不存在？
还是在部落文化中，一个男性如果允许自己的妻子把彩礼拿去给娘家兄弟娶媳妇，这个男性在部落里是抬不起头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无能，意味着他控制不了老婆。对于弟弟而言，需要靠姐姐“卖身”来给自己结婚，这也是极大的耻辱。
这种荣誉观念，其实与伊斯兰教法的规定高度一致。根据《古兰经》的规定，彩礼（麦哈尔）一旦由丈夫交付给妻子，这笔财产就完全归妻子个人所有，丈夫无权干涉。哪怕妻子很富裕，而丈夫经济不那么宽裕了，丈夫也没有权利要求支配妻子的嫁妆，除非是妻子心甘情愿地主动让出。
换句话说，教义和经济是统一的：彩礼是妻子的私产，不是娘家的公积金，更不是兄弟的结婚基金。
嫁出去的女儿不是泼出去的水
汉族有一句老话叫“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意味着女儿出嫁后与娘家的联系被有意无意地切割。但在南疆地区，这一点是不存在的。
只要娘家和夫家在同一个地方，两边的联系就会非常紧密。 女性婚后并不会切断与原生家庭的情感纽带和日常往来。父母依然会关心女儿的生活，女儿也会继续参与娘家的事务。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南疆西部的部分地区（如莎车、泽普、叶城等地）的旧俗：
女子怀孕之后，会被送回娘家去养胎，由娘家人来照顾。这既是对孕妇的呵护，也是对母女情感的延续。然后，等孩子出生之后，丈夫需要履行一个重要的仪式——给妻子送金首饰。
这个首饰可以是镀金的，可以是沙金的，不一定是纯金，但必须含金。当丈夫把首饰交给妻子，妻子才会把孩子抱给丈夫看。这个动作的潜台词是：“孩子我为你生下来了，你要对我进行对应的感谢。”
在这里，金首饰已经不是单纯的财物，而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丈夫对妻子生育付出的认可，象征着一种契约的履行，也象征着两个家庭之间持续的联结。
当然，我说的这些大致是19-20世纪的情况，有少数来自更早的时候。
实际上，随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市场经济波及到这个区域，很多情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比方说，越来越多的民族女性开始自立自强，开始反思男性的问题。因为在现在这个背景下，少数男性享受父辈祖辈的那种绝对的压迫感，但是却花心，不愿意付出对应的努力。有少数不劳而获者甚至出现了让老婆去贷款，为自己背贷的情况。
另一种情况，就是女性在某书某音某号上看到了东部城市的高奢侈高消费生活，不管那个人是真的有钱还是装的有钱，但是确实是被洗脑鼓惑鼓动了，进行远超自己实际收入和承受能力的高消费，高消费的结果由男性买单。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女性把自己老公的退伍费或者转业安置费，或者把老公的公积金的钱提取之后，开一个小店。一般来说，这种实体的食品店或者是餐馆、餐厅、鲜花店，刨去设备费、人工费和房租费之后，只能维持三四个月，三四个月之后就完了，开店也就变成了一个创业体验包，钱一次性造完。
还有一些民族的小男生、小奶狗开始找自己民族的姐姐（传统意义上是女性年龄要小于男性），觉得姐姐有钱、年龄大的女生经历的事情比较多，性格更温和，能给自己买鞋，能能给自己买最新的苹果手机。反正见过的各种案例，看过的各种卷宗，不一而足。
总而言之，历史的惯性和影子还在，但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又明显超出了这里人的预期，就出现了很多的个例很多城市化居民的脑海中，还有旧时代部落观念的残余，或多或少，因人而异，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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