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落下帷幕，东北野战军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便开始了向关内的行进。在行军途中，8纵司令员段苏权突然接到命令，被要求停下来，离开原部队，转任东北军区工作。段苏权因此成为12支野战纵队司令员中唯一一个被调离并留在关外的指挥员。对于这一变化，有些人心知肚明，而另一些人则对此并不知情。
段苏权的军旅生涯可谓独特且曲折。作为一名政工出身的将领，他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便担任过红6军团的师政委。在当时，他曾率部掩护主力转移，过程中受伤被迫留在老乡家中养伤，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险境，然而由于没有找到部队，他只能拖着受伤的腿回到家乡茶陵，并且整整三年未能再度参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位从外地归来的老乡告诉他国共合作的消息，红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段苏权便毅然投身于八路军的怀抱。当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老部队，并与任弼时首长见面时，所有人都为他此番坚持感到惊讶。
经过严格的身份审查后，段苏权顺利进入抗大学习，随后被派往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担任政治部主任、政委等职务。抗战胜利后，冀热辽军区重新组建，段苏权担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从他逐渐升任的重要职位来看，可以明显看出他从政工转向军事指挥的转变。地方军区的职能主要是负责区域内的军事事务，配合主力部队的作战任务。
展开剩余72%在冀热察军区期间，段苏权指挥部队进行了一些战斗，尽管这些战斗规模并不大，但他依然从中积累了不少军事经验。1947年秋季攻势过后，8纵的原司令员被调离，而段苏权被任命为新的司令员。这个决定打破了常规。按照东总的用人原则，指挥员必须具备出色的军事素养和全局观念，能够迅速抓住战机。因此，像梁兴初、钟伟这样的将领也在新成立的纵队中被提拔为司令员。
段苏权虽是政工出身，缺乏大兵团作战、运动战和攻坚战的经验，但他仍然被选中了。究其原因，冀察热辽军区曾隶属于晋察冀军区，1947年才划归东北部队。为了增强军区内部的团结，上级在调整指挥员时，还是参考了冀察热辽军区的军政主官的意见，程子华等人推荐段苏权担任司令员。尽管他的军事背景较为薄弱，但由于种种因素，他最终获得了这一机会。
担任司令员后，段苏权亲自指挥的战斗并不多。尽管秋季攻势之后曾有过冬季攻势，但整体规模较小，影响也相对有限。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主力部队全体进入长达半年以上的休整期，包括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调整。辽沈战役爆发时，8纵负责锦州的攻坚任务，这也是段苏权首次亲自指挥的大规模攻坚战。
然而，在随后的几次作战中，8纵却屡屡出现一些不该有的情况。比如，关于两个机场的控制问题，指挥部需要反复确认控制的是哪个机场，这表明部队缺乏必要的大规模作战经验，也缺乏指挥员的敏锐度。在占领一个重要据点后，由于守备不力，敌军反扑并重新占领了该地。段苏权未能及时上报这些问题，也未能有效处理，这些都显露出他在实战中的不足。
战役结束后，8纵的表现无疑对其指挥官的能力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也可能是段苏权被调离的主要原因。段苏权被调离后，原来的司令员重新回归，继续指挥部队。在平津战役结束后，部队南下中南时，上级决定任命陈伯达为兵团副司令员兼45军军长。
陈伯钧的军事背景与段苏权有所不同。虽然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曾担任过红军军长、师长、军参谋长等职务，但抗战时期，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后方从事教育工作。在解放战争中，他虽然也在东北参战，但多半担任教育职务，直到辽沈战役时才被调至前线担任第1指挥所副司令，协助肖劲光工作。1949年4月，陈伯钧随萧劲光先遣兵团南下，部队到达信阳鸡公山时，他接到了上级命令，兼任45军军长。
对于这一任命，45军的政委心中有些担忧。虽然陈伯钧资格老，但由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缺乏实战经验，加之45军在辽沈战役中的表现并不出色，因此不少人对他的军事指挥能力表示疑虑。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上级希望他通过更多的实战来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南下途中，他密切了解了45军的各方面情况，并与副军长、政委及后勤部等干部进行了多次深入交流。
在与部队干部的谈话中，陈伯钧听到了一些对8纵过去发展的评价。有人提到，8纵的成长历程充满坎坷，并且谈到段苏权司令员的一些问题。尽管这些内容仅为闲聊，并没有在正式会议中提出，但它们还是被陈伯钧记录在了日记里。这些话题并非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而是过去的回忆。
陈伯钧担任45军军长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广西的解放，他被调回去继续从事军事教育工作，最终在南京军事学院担任副院长、高等军事学院的院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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